这应构成数字法治领域自觉使用的一种范式。

在一定意义上讲，预期的本意，主要是个时间概念，当然，在法律视野中，又不惟时间指向。法律预期性的外延，在不同视角可以作出不同的总结。

因此，预期性就是法律的基本属性，也理应是法学研究的重要的、核心的概念。（三）普遍调整关系指向的关系预期性 法律被公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不但如此，法律的改、废、立等变化形式，只是法律预期性的延续甚至强化，即便它可能带来法律预期内容的断裂，但并不导致法律预期性这一法律内在属性的断裂。具体来说，类型化对拟制预期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类型化规范、类型化调整和类型化归责三方面。另一方面校正日常生活交往世界，即当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世界与规范世界产生轩轾时，以法律为校准器予以校正。

这套体系在经验上乃是人类社会生活规定性的规范表述，正因如此，人们能够拿着这套体系以及其中的具体规范，一方面验证日常的生活交往世界，检验人们交往行为的方方面面。类型化处理既表明关系预期性在法律时、空效力范围内的有效性，也表明法律预期性的实践可能和实践意义。不同观点参见L.-J.Constantinesco,Rechtsvergleichung,Bd.Ⅲ,Die rechtsvergleichende Wissenschaft,Saarbrücken,1983,S.74 ff.,在该著作中作者将法族(Rechtsfamilie)界定为法律秩序(Rechtsordnung)和法系(Rechtskreis)之间的中间类型(Zwischenkategorie)。

[xvi]此外，传统的法系学说对欧洲和北美以外法律体系分类的恰当性也受到了普遍质疑。[x] P.Arminjon/B.Nolde/M.Wolff (同上注[7]),S.48 ff. [xi] Les grands systèmes de droit contemporain,9.Aufl.1988 (第九版与 C.Jauffret-Spinosi 合著);德文译本由G.Grassmann等翻译:Einführung in die großen Rechtssysteme der Gegenwart,1966年初版,并在1988年再版。公权力的特别法在19世纪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得益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方面，旨在从法律上建构国家统一性的各种国家人格学说(Staatspersönlichkeitslehren)支持这种特别法[lxi],另一方面，基于法典化思想产生的对法律整体(Rechtsmasse)进行根本性区分的动力，也有助于推动这种特别法。例如，法国宪法中没有自己的基本权利清单，法国宪法委员会根据宪法的效力证立了立法机关的行为受基本权利拘束。

参见L.Friedman,Some Thoughts on Comparative Legal Culture,in:D.Clark (Hrsg.),Comparative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Essays in Honor of John Henry Merryman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1990,S.49/53J.Merryman,The Civil Law Tradition,2.Aufl.,1985,S.1/2. [xxviii] 有关拉丁美洲国家的相关问题,参见P.Waldmann,Rechtsunsicherheit,Normenpluralismus und soziale Anomie in Lateinamerika,VRü 31 (1998),427 ff.V.Gessner,Recht und Konflikt,1976;非洲的相关问题参见Brun-Otto Bryde,The Politics and Sociology of African Legal Development,1976;东欧的相关问题参见Gessner,Rezeption westlichen Rechts oder autochthone Rechtsgestaltung in der DDR und Osteuropa?,1990. [xxix] L.Friedman (同上注[27]),S.50. [xxx] 参见P.Arminjon/B.Nolde/M.Wolff (同上注[7]);此外参见 Merryman (同上注[27]),S.2:在多样性的现有法律传统中,上述三种(大陆法系、普通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产生于强大的、技术先进的国家,同时,它们或多或少地也被传输到了世界其他地方。[clxii]但是，必须要认识到，这种模式本身并没有表现出统一的形式，而是基于各自国家的传统和政治需求而产生的大量变体。

在1973年只有25%的国家正式宣称是民主国家,但这一比例在90年代中期增加到了70%,参见 B.-O.Bryde (同上注[31]),S.458. 作者简介：赖纳·格罗特（ＲａｉｎｅｒＧｒｏｔｅ），法学博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教授。[clxxv]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法律违宪而直接受到侵害的个人，直到1975年改革后才获得向宪法法院提出规范审查的权利。[xcvii]通过给横向的权力分立化(Fragmentierung der Macht)补充一种纵向的分隔(Aufspaltung),(它)可以用来防止政治权力集中。[clxxxvi]然而宪法委员会所实施的违宪审查始终受到广泛的限制，这些限制一方面表现为将管辖权限制于纯粹的预防性审查领域，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申请权的限制性规定，即申请权仅保留给政治机构，既不向受侵害的公民也不向各专业法院开放。

在这方面，欧洲大陆国家发展的特点是，集权郡主(absolute Fürsten)希望通过等级结构化的、相对统一的行政机构来对抗沿袭下来的等级机构的抵抗，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这就要求，对公法基本问题的比较观察不能仅局限于法教义学上的思考，而是必须要同时将政治学和行政实践上的研究结果纳入研究范围。早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帝国最高法院(Reichskammergericht)和帝国皇室院(Reichshofrat)的司法判决最终就是以这一信念为依据，即政治冲突原则上可以转化为法律案件并由法院决断。从组织的视角来看，为了保障有效的宪法审查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几乎都遵循了1920年奥地利联邦宪法首先创设的专门的宪法审判权模式。

[clxv] K.L.Bhatia,Judicial review and judicial activism,New Delhi 1997;P.C.Rao (同上注[30]),821 ff. [clxvi] J.Black-Branch,Entrenching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the Canadian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EHRLR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 3 (1998),312 ff.;R.Penner,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ith the charter of rights:Are there lessons for the United Kingdom?,Public Law 1996,S.104 ff. [clxvii] M.Detmold/G.Scoffoni,Justice constitutionnelle et protection des droits fondamentaux en Australie,Revue français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 1997,S.3 ff. [clxviii] C.Klein,Basic Laws,Constituent Power and Judicial Review in Israel:Bank Hamizrahi United v.Kfar Chitufi Migdal and Others,European Public Law 2 (1996),225 ff. [clxix] Y.Taniguchi,Le cas du Japon,in:L.Favoreu/A.-J.Jolowicz (同上注[158]),S.175 ff. [clxx] M.Fromont (同上注[152]),S.15. [clxxi] W.Kälin,Das Verfahren der staatsrechtlichen Beschwerde,Bern 1984;A.Auer,Die schweizerische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1984,S.164 ff. [clxxii] W.Kälin (同上注[171]),S.132.但是,在瑞士宪法的改革中拟规定,联邦法律也受联邦最高法院的具体规范审查(经修订的联邦宪法第113(3)条)。[lxxxv] 在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中，习惯上根据政府对议会直接依赖的程度，将贯彻权力分立原则的方式区分为内阁制和总统制[lxxxvi]。

1791年联邦权利法案实现了基本权利的规范化(Normierung),并同时配备了一系列的诉讼保障，这些保障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所有侵害和错误提供有效救济的传统[lxxiv]。[clvii]此外，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在主张法律违宪的民众诉讼中(Popularklage),最高法院有权对存在争议的法律规定作出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无效确认。

通过1994年宪法改革，墨西哥的最高法院被赋予以下权限，即不再仅借助宪法诉愿的审判程序，附带性地对法律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且在针对抽象规范审查的违宪行为(accion de inconstitucionalidad)的范围内，法律的合宪性判断可以直接成为判决对象(但是，宣告无效需要获得绝对多数法官的同意，即11名法官中8名及以上)。在欧洲和北美地区，这些原则在起源上可以追溯至理性法(Vernunftrecht)和启蒙运动的传统。在这方面，它涉及某一社会中理论和实践上政治和行政决策过程法制化(Verrechtlichung)的范围，以及实现这种法制化的政治和法律的主导原则和制度。通过比较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论证方式，对理解公法上的各种不同的方法论也有帮助。因此，早在1795年埃马纽埃尔·西耶斯(Emmanuel Sieyès)就建议成立一个由立法机构成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即宪法法院(Jury de Constitution)或宪法委员会(Jurie Constitutionnaire),其任务是裁决因立法行为违宪而引起的公民诉愿。而在英格兰缺乏绝对君主制度(absolute Monarchie),这原本可能会作为建立一个与其社会环境分离的统一行政机构的起点。

[cxcvii]在过去几十年，拉丁美洲国家成了继受在欧洲产生的违宪审查模式的主要区域。[x]与其他比较法学者不同，勒内·达维德(René David)在学术上致力于对当代主要法律体系(这也是他代表作的标题[xi])的确定和描述。

[clxxii] 1920年《奥地利联邦宪法》首次确立了一个独立的、欧洲的违宪审查模式。[cxlv] A.Hamilton/J.Madison/J.Jay,The Federalist,2.Aufl.1987,S.397 ff. [cxlvi] 这一传统在1610年博海姆案(Dr.Bonham's Case)中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中达到顶峰,据此,违反普遍的正义和理性(common right and reason)的立法行为在普通法上不能获得效力:普通法将对其进行审查,并判定此类行为无效。

法典化理念可能会推动普通法和对其进行修正、补充的制定法的不同层面在特定领域的分层化和体系化，但是，在一个以法院对习惯法不断续造为特征的法律文化中，法典化理念同样很难得到值得一提的响应。在欧洲大陆国家，国家理念是被理解为构思上统一的公法的支柱，但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和法律传统为特征的国家，国家理念仅具有次要地位。

另参见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74. [viii] 对新旧分类标准的详细论述,参见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74 ff. [ix] P.Arminjon/B.Nolde/M.Wolff (同上注[7]),S.48:目前语言学家已获得一致认识:唯一具有价值和效用的语言分类是将语言细分为家族的族谱分类方式。在这些建构原则里，有关社会公益机构组织及其履行任务方式的各种基本决定已具有法律形式。[xxxi] B.-O.Bryde,überseeische Verfassungsvergleichung nach 30 Jahren,VRü 30 (1997),452/455. [xxxii] M.Stolleis,Geschicht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in Deutschland,Bd.1,Reichspublizistik und Policeywissenschaft,1988,S.334. [xxxiii] 法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历史,参见 G.Guglielmi,L'idée de codification dans la construction du droit administratif français au 19e siècle,Jahrbuch für Europäische Verwaltungsgeschichte 8 (1996),109ff.德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讨论:H.J.Wolff/O.Bachof/R.Stober,Verwaltungsrecht I,l0.Aufl.,1994,S.3ff.;F.Ossenbühl,Die Weiterentwicklung de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in:K.Jeserich/H.Pohl/G.-C.von Unruh,Deutsche Verwaltungsgeschichte,Bd.V,1987,S.1144. [xxxiv] 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以及撒哈拉南部国家对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效仿以及改变,参见M.Letourneur,Die Staatsräte (Conseils d'Etat) als Organe der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in:H.Külz/R.Naumann (Hrsg.),Staatsbürger und Staatsgewalt,Bd.1,1963,S.337/357ff. [xxxv] R.Pizo Rocafort,Influencia de la Constitución de los Estados Unidos en las constituciones de Europa y de América Latina,in:T.Buergenthal/J.Garcia Laguardia/R.Piza Rocafort,La Constitución norteamericana y su influencia en Latinoamerica (200 anos 1787-1987),1987,S.53/62. [xxxvi] 对拉丁美洲宪法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参见R.Fitzgibbon,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A Synthe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9 (1945),511 ff. [xxxvii] 1812年西班牙宪法对墨西哥立宪主义的影响,参见J.Carpizo/J.Cossio Diaz/H.Fix-Zamudio,La jurisdicción constitucional en México,in:D.Garcia Belaunde/F.Fernández Segado,La jurisdicción constitucional en Iberoamerica,1997,S.749. [xxxviii] 英国和法国宪法思想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宪法发展的影响,参见E.Kliesch,Der Einfluß des französischen Verfassungsdenkens auf afrikanische Verfassungen,1976,S.12 ff.;B.-O.Bryde (同上注28),S.19f. [xxxix] B.-O.Bryde (同上注[31]),458 f. [xl] B.-O.Bryde (同上注[31]),455. [xli] K.Zweigert/H.Kötz (同上注[1]),S.68,71.在该部分,作者对特殊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渊源的形式及其解释方法进行了区分;相似的区分参见Fromont (同上注[26]),S.4,作者提出将法律渊源体系(l'amébainagement des sources de droit)和法律规范结构(la structure des règies de droit)作为独立的分类标准。[xlv]对于公法而言，这一区分本来就不具有说服力，尤其是一般行政法的大部分内容，要么根本没有法典化，要么也是晚近才法典化。

另一方面，在英国，通过对法国出现的行政法进行研究以后， 英国法治原则的结构存在特殊性这种认识得到了强化。[xx] 有些学者坚持将法系划分作为梳理庞杂法律秩序的手段，但因受到由此带来的各种质疑以及不断产生的新的分类建议的影响，其倾向于将他们使用的分类标准的重要性相对化。

[cliii]然而，拉丁美洲国家并没有仅局限于采用美国模式，而是通过自己的监督机制和权利救济方式加以补充，这在美国的宪法体制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制度。例如，在墨西哥，法律(以例外的方式)规定了联邦法院在诉愿程序(Amparo)作出的判决产生普遍拘束力的条件。

虽然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遵循刚性宪法原则，但是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些零散的法律规定，不成文的宪法惯例在英国宪法中尤其具有核心地位。相反，法国在直到第三共和国开始前一直存在各种君主制和独裁政权[cxxxiii],甚至1958年的宪法也可以被视为法国议会民主弱点的反映——不管是被别人宣称的弱点还是事实上的弱点。

[xxix]迄今为止，对各种法律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和分类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三大类。被委任来裁决法律问题和法律争议的机构在面对其他社会权力(特别是涉及政治和经济利益)时所具有的自主权。与比较私法上的法系建构相比[ccii],宪法传统的确认只能是一个更加不完美的工具，其只是为了从各种法律秩序的多样性中指出对现代宪法和行政法发展具有或者曾经具有示范效应的一些法律秩序。[xxiii]与以上观点指向相同，茨威格特和克茨强调划分法系时在实体法领域存在相对性，与之相关的论据是，在同一法律秩序内可能私法属于一个法系，而宪法则属于另一个法系。

[lxv]然而，并没有由此而产生对国家特性或者对一般国家理论的根本性思考，而国家特性或一般国家理论原本可以作为创设统一公法的出发点[lxvi]。对比较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层面是，基本权利理念传递了哪些在现代社会中与个人的地位相关的内容观念。

上述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倾向于缩小不受法院审查的政府决定的范围,只要这类政府决定对个人的权利会产生影响。[li]宪法惯例确切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但明确的是，它们不能通过法院予以贯彻。

针对所有不同形式的公权力，为基本权利提供宪法保护。阿尔曼戎、诺尔德和沃尔夫曾强调，他们所提出的分类方法只有适用于私法领域时才有价值，而在宪法与行政法、刑法和财政法领域，根据奠定这些子体系基础的各种发展原则，在法系建构上肯定存在其他的答案。